（一）童年学艺

我的童年是在贫寒饥饿痛苦中度过的。不过在痛苦中也能找到几分快乐。这几分快乐就是农村民间艺术给我的、我从五六岁便开始热爱和学习农村民间艺术，虽然当时只是天真稚气的玩耍，却为我一生投身曲艺事业扎下了根。

武清县的县城南关五里有个大桃园村，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听老人说，我们老李家是从燕王扫北时迁移过来的，这样算也有几百年了。我们家多少辈儿都是受苦的庄稼人。到我爷爷这辈儿，不知为什么哥儿四个都对农村的民间艺术有研究，水平都够高，可算是民间音乐家了。尤其是我四爷和三爷，笙、管、笛、箫无所不能，在武清县方圆百里都有名。我父亲受他们的影响，从小就会吹唢呐。不能算音乐家也是个有名的吹鼓手。每逢过年过节，或有的人家操办红、白喜事，都邀请他集合一帮同行吹打起来。最热闹的时候，两伙儿人对吹，那真有点比赛竞争的意思。

我刚刚记事儿时，就是爸爸最忠实的听众了。他到哪出去演奏我都跟着。爸爸在家练习时，我在旁边听。七岁时，他吹的曲子，我差不多都记住了。他休息时，我就拿起唢呐乱吹。他不许我吹，怕我弄坏哨引子。我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吹。后来他知道了，可我已经练会了四五个小曲了。像办喜事的“老八板”、“小开门”、“朝天子”，办丧事用的“祭腔”，还有过年吹的“柳青娘”都能吹了。

爸爸看我能吹小曲了，不但没说我，反而很高兴，还经常教给我吹奏的要领，有时也让我跟着出会，与大人们一起合奏一段。人家看我这么小就会吹唢呐，觉得新鲜，很是欢迎，这样我就可以跟大人一起吃饭，挣半个份钱。七岁我就是个小小吹鼓手了。

农民家里没有地靠什么生活呢？我们家在村南口租了几分地的园子，生活相当贫苦。爷爷在世时会泥瓦匠的手艺，给人家干点泥水活，赚点钱养家。那年修大庙，把腿摔折了，也只能在家种点菜，照顾那几分园子。父亲是个吹鼓手，平时常应人家红、白、喜、寿事，能赚自己的吃喝，他经常不在家。有一年冬天，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我妈妈扔下我和姐姐就上天津给人家当老妈子去了。这一去直到老，给人家当了四十年的老妈子。

家里只剩下我跟爷爷奶奶姐姐生活。打草，拾柴禾，搂树叶子，打干枝，我什么都干。馋了就摸小鱼，用鞋兜回来，奶奶用锅炝炝给我吃。虽然这么穷，可穷人也有穷人的乐趣儿。爸爸吹起唢呐来就忘了一切。我只要跟爸爸出会就乐得了不得。因为出会不仅有吃喝。还能学会不少能耐。

我们大桃园村，是个有四条街的大村，每逢过年过节都出会，有竹马会，这种竹马就跟跑驴差不多。还有碌碡会，这是我们武清县特有的一种最受欢迎的表演。大多是由男孩子扮演夫妻俩。妻子推着一个用布扎成的碌碡表演轧苇子的动作，边推边唱，丈夫戴着红缨帽扮演丑角。另外还有少林会，就是练把式的。还有吵子会，音乐大合奏。

逢年过节，四个会一齐出，由吵子会打头，一出来震天动地，热闹极了，阵势拉开后，开始表演，先是跑竹马，然后是碌碡会，女角青衣打扮推着碌碡扎苇子，男的丑角打扮。演唱内容就是女的轧苇子准备编席，觉得自己受苦受累，埋怨自己的丈夫不争气，好吃懒做。演丈夫的丑角则在碌碡前边，用京剧舞台上常见的走矮子水斗的步法，作出各种滑稽相。和妻子对话演唱的是数板，开始唱；“咳！咳！咳呼咳！河东燕子河西来，一封书信二人讨，一封封了二十四个大元宝……”。

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演这个丑角了。一连几年我们村的碌碡会男丑角都是由我演的。村里村外，方园左右都认识我了，见面就管我叫小丈夫。我是怎样学会的呢，说起来也挺可乐的，那时候演碌碡会男小丑都是十三四的孩子，每到过年节前都到村头老爷庙去排练。我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看了几天所有的词我都会唱了。

回家我就模仿人家的动作唱着玩儿，叫我二叔给看见了，他是出会的头，非叫我参加碌碡会不可。我到大庙一比划，把大伙都逗乐了。因为像我这么小的丑角全村都没见过，觉得太哏儿了。从那天起，我天天都到老爷庙去练习。

碌碡会的丑角，腿上得有功夫，走矮子走好了才滑稽可笑。练这一招儿，我可下了功夫了。不管是在炕头上、院里、地里、不管是打草、拾柴禾，一有空我就蹲着走，这腿上的功夫我算练出来了。这也算是幼功，六十岁的时候我还能走几步呢，这两年，由于心脏病闹的已经走不动了。

村里年年出会，观众上百上干，我虽只有七八岁，但一点也不怵头，越人多演得越带劲儿。家里的叔叔大爷们常说：“这小子将来是个吃张口饭儿的材料。”果然不错，后来我真的走了这条路了。

所谓吃开口饭儿的，就是指艺人，不是说书就是唱戏的。那年月作艺的都是苦出身、但凡有别的出路也不干这一行。我却从小爱上了这个行当。

在天津给人家当老妈子的母亲，每月工钱能有点积蓄，不断给家里寄点钱来。她说这钱不是给你们吃饭的，是供老二上学的。我家祖辈儿没有上学的。妈妈要用她的血汗钱供我上学。她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为的是我长大成人不再受穷挨饿。六十多年前的农村哪有学校哇，只有一间私塾。

教书的庞大爷就住在我家后头。我七岁那年开始跟庞大爷念书。岁数小不甚懂事，但知道妈妈挣来的钱不易，念书很用功，从《百家姓》念起，一直念完了《幼学琼林》、《六言杂志》、《孟子》、《论语》。念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我没忘了学唱。认字了，能看唱本了，学起唱来更方便了。

父亲的朋友中，有位叫邢五叔的，常到我家来，和父亲一起排练节目。他唱一口好评戏，当时叫“蹦蹦”。他有唱本，按唱本我跟他学会了整段的《小姑贤》，还有《杨二舍化缘》。在“化缘”这出戏中，我演小道童，他演小姐。除了不穿行头，不走场面，道白、唱段都和戏台上一样。

这种演法在农村很流行。除了评戏我还跟他学会了“南城调”。农闲时，我就看着唱本一段段的给村里人们唱，他们都入迷了，一天不唱他们都追着我，非唱不可。当时农村没有文化生活，认字儿的不多，有我这样一个小说书的，他们乐得了不得，实际我自己也是个小书迷。

我们村每逢过年过节，或大集之日，都有撂地说书的。我最爱听评书艺人宋兰亭说的《黄杨传》，黄三泰，杨香五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我平日积攒的几个小钱都给宋兰亭送去了。我是个听书迷，又是个说书迷。这部《黄杨传》对我后来带艺投师，拜在评书老艺人段荣华门下，学习《三侠五义》是有直接影响的。

在我听书、出会、唱戏的时候，什么痛苦烦恼都忘了，可在那个年月苦事儿是甩不掉的，主要原因是穷。十四岁那年，妈妈捎信儿叫我到天津学点手艺。正好姐姐村里有个姓韩的在天津开小纳鞋铺，托人送礼，韩掌柜把我带到天津来了。

韩家纳鞋铺在河北大街，只有一间门脸儿。说是学徒，人家不让摸鞋帮子，更不让纳鞋底。每天从早到晚烧水做饭、刷锅洗碗、倒脏水，跟农村小扛活的差不多。没有两个月我累病了，夜里烧得我嗓子直冒烟，浑身上下骨头节儿疼，渴得要命，我勉强扶墙摸到厨房，见锅台有碗水，端起来就喝。可要命了。那是碗蒸馒头用的碱水，喝完不但没解渴，肚子疼得受不了。第二天韩掌柜看我病得厉害，没请大夫，找了个人把我送回老家了。这场大病，病了足有两个多月，终于还是好了。

病好了，我又回到天津，韩掌柜见我瘦得皮包骨头，不愿收留，看着老乡的面子，把我介绍到同华利鞋铺当学徒，学徒期是四年。纳鞋的技术其实是很简单的，有一个月就可以学会，像我这样的学徒等于不拿工钱白给掌柜的干四年活，这个纳鞋作坊就是靠剥削童工发财的。童工们觉得有饭吃就忍受着干。

在这四年中，我那爱唱爱说书的天性没有改，反而增强了。到了天津，扩大了眼界，每天从收音机里也能听到一些名演员的演唱。南市书场、鸟市书场更是我常去的地方。从收音机里我学会了许多段子，刘翠霞的评戏《打狗劝夫》，刘文斌的京东大鼓，王兆麟的太平歌词，我都能唱几段。学徒工每天要纳六双鞋才能歇着，有时干到夜里才能完活。我一边纳鞋一边唱，唱上两段把一天的疲劳都忘了。因为我嗓子好，大家又都爱听，我成了学徒工中的活跃分子了。

过年过节掌柜给俩钱，去就到书场杂耍园子听曲儿听相声。那时候著名的相声演员，时调演员如张寿臣、侯一尘、赵小福、姜二顺，都是我喜欢的演员。学徒四年，绱鞋没什么长进，说唱能耐却长了不少。这点功夫没白下，后来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就靠这点说唱本领保住了我这条命。

（二）在死亡线上挣扎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真可以说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有钱的人家在那个社会吃的玩的乐的，能够供他享受的东西多着呢。应有尽有。可是穷人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吃不上饭。每天一睁眼就疲于奔命，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到处都是，马路边冻死饿死的人，每天都能见到几个，一点也不新鲜。

很多人都知道我李润杰是个要过饭受过苦的人，可到底怎么要的饭，受的什么苦却不一定知道。十九岁那年，我在同利华鞋铺学徒期满了。心里想多挣几个钱也能给农村的爷爷奶奶爸爸寄去。哪知道出师的徒工，一点钱也不多挣，只能混上自己吃的窝头。再说掌柜的也不愿意留，因为这个鞋铺主要靠剥削童工发财。学徒期满他就想法子把你挤走，主要手段就是少给工钱。我离开这个鞋铺以后，每天做临时工，连自己的饭都挣不出来，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眼睁睁的挨饿。

听说海河边扛大个的活儿都不愿意干，能累死人，我想即使累死也不能饿死，于是豁出命去到海河码头扛大个。到了海河边，跟人家工头说了说就算行了。工头给了个筹码，马上就干活。第一回扛的是棉子包，每个有一百八十多斤。从火车上卸下来得上大垛，跳板三丈多长，一尺多宽，上大垛先过跳板。人家常干的穿着布底洒鞋，走起跳板来不滑。我穿的是一双皮底的破布鞋，走在跳板上特别滑。有两次差点摔下去，全仗年轻腰腿活，不然摔下跳板轻则摔坏胳膊腿儿重则小命就交待了。

干下这一天活来累得腰酸腿疼，咬咬牙第二天又去了。这天是扛土豆粉，一袋少说四五十斤，由河边往楼仓库扛，扛一袋一个大铜子。我扛的时候总是低着脑袋，唯恐熟人看见。为了多挣几个钱，我要求一次扛两袋。扛了两次，觉得还可以再加一袋，一次扛三袋，就是三个铜子。我只顾拼出力气多挣几个铜子，哪知道那两个上肩的人不乐意了。他们给我上肩的时候故意往高处举，使劲往下砸，差点把我弄个前栽。

我当时连“哎哟”一声也没敢说，一说下趟砸得还重。为了挣钱吃饭忍了吧，下趟再不敢要求三袋了，我咬着牙干了些日子，每天挣的钱仅能吃饭，一个余钱也攒不下。

有一天，我到南市三不管一带去找人，想托人再找个别的活干干。那时候三不管五行八作，说书的、卖艺的、算卦的干什么的都有，一天到晚人烟稠密，到那地方去的多数都是穷人。我刚刚到那里，迎面碰上一个打白旗的，旗上写招工两字，落款是吉川士木公司。这个人一看见穿着破旧的年轻人就问：干活去吗？

他跑到我跟前问我，我说：“干什么活？”他说：“在铁道边上捡石头子儿，每天一块二。活一点也不累，日本人来了就干点，日本人走了就呆着。这可是好事由，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儿。你去不去？你要去先给你十块钱铺底钱，到了那儿按日开支，保准不误。”

这套话把我的心说动了。因为我当时找事心急，每天一块二，比扛大个强多了。一个月要挣三十多块钱，除了自己吃饭还可以给老家寄去。身上几张当票子也该赎了。我想来想去干这活合得来我说：“轻活重活没关系，只要工钱不少给我就干。”他说：“我要说瞎话我是王八蛋。”我说：“你给铺底钱吧，我跟你去。”他说：“这地方白钱（小偷）这么多，我身上能带钱吗？跟我到柜上拿去。”

我跟他来到西北角走进一个小院，西边是账房，他叫我到北屋等着。-会儿就送钱来，我进屋一看，屋里还有不少人，蹲着的坐着的，炕头下还有躺着的，-个个都愁眉苦脸，其中有人说：“瞧又来了个倒霉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他们也是等着拿铺底钱的，又有人说：“倒霉蛋进来甭想出去了，斧把给你准备着哪，想出去你的两条腿就甭要了。”

这时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我想冲出去，这“发现院里四五个人，都拿斧把木棍，眼睛盯着北屋。这下可把我害苦了，没处说理去。我的身上还带着快要押死的当票哪。完了，一切都完了！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悔也来不及了。到了饭口，外边有人叫喊，叫我们到院里排队。还说谁要是逃跑打死勿论。当时每人都发了半面袋干粮，两个咸菜疙瘩头。有个头儿带着我们走出小院，一直走到法国桥（现在的解放桥）附近的码头上，才停住步。河里停着一艘小火轮，上轮船时有日本兵点数，这时我才明白，招工的人贩子把我们卖了，被骗的人当时都傻了。

胆大的想逃跑，豁出命往河里跳，对岸就是卷烟厂，一连跳下三四个人，我不会水，被赶下舱去。管事的大声喊叫：“谁要再跑日本人就开枪了。”

我从船的窗口往岸上看，见一位老太太，追着小火轮哭喊儿子，声音凄惨极了。我想起爸爸妈妈姐姐，他们谁都个知道我被人家卖了。我从窗口向远处望去，心里说：妈妈呀！这辈子也许见不到你了。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船在大海里航行了一天两夜，船小风浪大，把船上的人折腾得死去活来，人们都在舱里等死，心里什么都不想了。我身旁有个管帐先生，也是被骗来当华工的，他嘴里不住地念佛。海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小火轮终于渡过了难关，来到一个小码头，我虽然大难不死，也只剩下半口气儿了。

上岸后，又坐了一天铁闷子车，才到工地，到了工地后，没两天就死了一个人。在土坡小树上有人上吊了，人们跑去把这人弄下来一看，原来是在轮船上念佛的管帐先生。为什么在轮船上那么难受都忍过来，到了工地他却上吊了呢？人们猜想一定是在船上还抱有一线希望，到工地一看，那点希望立刻破灭了。

所谓工地，就是日本人用铁丝围起来的一片野地。华工来以后用竹片搭窝棚。每天挖大沟、挑土筐，周围守着日本兵，工头拿着大棒子。慢一点就打，出的汗能浇湿地皮，没水喝，人们就喝小河沟的泥水，那帐房先生看到工地这种情况，以为到了地狱了，他就把自己吊在树上离开了这人间地狱。

有时夜里三点就开工，干到九点才能回窝棚，三顿饭都在工地吃。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稀玉面粥，咸菜和盐豆。晚上睡觉时，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在门口站岗，小把头们在铁丝网周围巡逻，真是天罗地网，插翅也难逃出去。

人们挤在狭小的窝棚里，气味就别提多难闻了。不多日子，一种传染病就在工地传开了。人们得了这种病就发烧拉稀屎，头晕脑胀，站不起来。小把头听说有人病了就生气，跑进窝棚里给人“治病”。他嘴里喊着给你治病，手里的大棒就打下来了，两棒子下去病人就不动了，没多会儿就咽气了。把头打死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偿命，他们也是中国人，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比日本人还狠，这样的中国人万恶之极。

工地上九百多华工，不到三月的光景只剩下四百多人。打死的，病死的，累死的天天都有。离工地不远就是埋人的地方，野狗成群在那地方转，吃得肥极了，眼都是血红的。死人埋得很浅，野狗几爪子就能扒出来，不到半天就光剩骨头了。别说也有胆大的逃跑了，逃出虎口离开这地狱，也许还有一线生路。不跑只能等死。

我干了三个多月，也被传染上那种病。我想过不了几天也得被抬出去，与其在这儿老老实实等死还不如逃跑，跑出去也许还能有活路。逃跑的决心下定了。

华工里我有两个要好的难友，一个叫房仁奎，他是天津郊区孙庄子的；另一个是静海县的杨仲和。这一天晚上九点多，在收工回窝棚的路上，三个人一同商量逃跑的事。我把早已想好的逃跑路线告诉他们，约好趁今晚吃饭混乱之际，什么也不要带，先钻出西南角茅房后面的铁丝网。只有那的铁丝网能钻出人去。钻出铁丝网就飞奔对面一座小山，一到山上，钻进树林子，日本兵的枪也打不着啦。只要能跑到山上，咱就算活了。如果日本兵打枪，咱就散开跑，到小山后面见面，不见不散。

三个人就按我的逃跑计划干了，趁大伙吃饭混乱之际，我们仨钻出了铁丝网，猛劲儿飞跑，什么也不顾了。漆黑的夜里，连点星光也没有，我的耳边只听见风声呼呼的响，跑了半天也都没听见枪声。日本兵没发觉，真是万幸。

一口气儿我们跑出足有十几里地。仨人谁也跑不动了。出了一身粘汗，衣服全湿透了。我们躺在庄稼地里喘粗气，又累又饿又怕，不敢睡觉，担心日本兵小把头追过来。在庄稼地藏了一宿。天刚蒙蒙亮，刚能看清眼前小道口，见不远的地方有座高山，光秃秃黑乎乎看不清真面目。又见山下边白墙黑顶子的房屋和几棵树，影影绰绰的可以看出山那边是个小山村。仨人身无分文，饥肠饿肚，拖着疲劳不堪的腿，走向那个小村儿，去寻找一线的生路。

沦为殖民地的东北三省，中国人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过着饥寒交迫暗无天日的生活。这是民族压迫，亡国奴的滋味，我是深有体会。我恨日本兵，恨那些为日本人死心塌地效劳的，在中国同胞身上榨油的汉奸把头。阶级仇、民族恨在我脑子里深深地打下烙印。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我对过去的苦难的历史有了更高更深刻的认识。那时只知道自己是走倒霉字儿，都怨命运不济，到何日才能时来运转呢？遥遥无期。不幸中之大幸是我逃出了华工队，保住了只好条命，在那个年月虽逃出虎口，但要保住这条命也真不容易呀！

从华工队逃出来以后，我身上带着病，和那两位难友相依为命。三个人为寻找那一线生路，来到铁矿山附近解家堡村。在这村遇上铁矿山的小把头，姓吴叫有德。就因为他的这个名跟他的人性相符，所以至今几十年，我都没忘。

我们向他打听铁矿山用人不，他说用，并说一天两角钱管饭，一天一开支，愿意干就跟我去。房、杨二人说：“我这位兄弟有病，现在干活不行，歇几天好了再干，饭钱由我们俩负担。”他满口答应，把我们带到大把头家里，吃了顿高梁米过水饭，就了点大酱，房、杨二位就跟小把头上山上。我在院里等着，心里无限感激二位难友。

他们走后，不大工夫，小把头回来了，他叫我也上山干活去。我说：“不已经讲好了吗？等我的病好些再于活。”他说：“矿山不养闲人，不干活就走人，有病的根本不要。不上山马上离开这疙瘩。”我只好跟他上山。

山上就一样活，装铁矿石，推轱辘马铁车。这活在我没病时不算事，比在华工队挑土筐轻多了。因为身上带着病，四肢无力，净出虚汗，拼出吃奶的劲头来也只能装车、推车，想翻车把石头倒出来说什么也翻不动。房、杨二位便帮我翻车。

在装第三车的时候，一低头，只觉得一阵头晕，天旋地转眼冒金花，一下子从两三丈的石堆上滚了下去。手腕子又摔劈了，疼的我直冒汗。房、杨二位跑过来，撕下衣襟破布给我缠上，他们心疼我，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把头看我摔着一句话没问，还高声催促快干活。

就这样，我咬着牙，忍着病痛，干到了月底发薪日。小把头说：“你们仨这个月除了伙食钱，没有剩下钱，下个月好好干就能见钱了。”我们拼死拼活又干了一个月。把头一算帐说：“这个月也没剩下几个钱，下个月一块算吧。”到了第三个月，他说：“这个月份，天快冷了，冬天没棉衣能把你们仨冻死，钱在我这儿存着吧，存够了结你置棉衣、棉被。”

我们这回可明白了，不听他那一套。“不行！钱我们自己存，把钱给我们！”吵闹了半天也没把钱要出来。小把头是个地头蛇，惹不起他。决不能在这干了，我们决意要离开这座矿山，到鞍山市里去。

可房、杨二位担心被华工队把头认出来。这时我的病也好了，决定由我先到鞍山市里去，找个给现钱的活、再来接他们二位。那时已到深秋，天冷了，他们见我身上衣服太单薄，就向一块儿干活的山东人李大爷商量，将他一件穿不着的铜扣子左大襟破棉袄赊给我，下月发薪用我的工钱给李大爷。李大爷当时就同意了，这样我穿起铜扣子破棉袄和一双旧棉胶皮鞋，拔腿奔鞍山去了。

鞍山的钢铁工业比较发达，那时候铁矿山、炼铁厂、炼钢厂、钢管厂很多，大部分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因为日本人很需要中国人给他们干活，所以到了鞍山，就在铁道西的久保田铁管厂，找到了活，每天两角伍分钱，给现钱。

我在翻砂车间干活，这个车间又脏又累，又呛又热。用木榔头打碎铸铁管子上边的砂壳，就是我的活。铁管子上的砂壳都是热的，冒着青烟，我举着木榔头一连气打了几个小时，累得满身大汗，呛得喘不过气来，脸上脖子上都是砂粒子。

日本人只管赚钱，工人的死活他们是不在意的。我本想很快去找房杨二人，可又一想，这种活，他们能愿意吗？不如我先干干试试，如果能转到别的车间去再找他们也不迟。想不到与他们分别后再也没有见面，在这倒霉的翻砂车间干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出事故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黄鼠狼专咬病鸭子。有一天，干到下午快下班时，我伸手将铁管架上的砂壳搬到地上，没注意天车上的铁管子下来了，正好压在我的手上，我用力一拔，手指甲被烫坏了，指甲掉了一个，鲜血直流。

日本人正好来查工，见我没干活，上来就打我两个嘴巴，把我赶出工厂。我托着受伤的手流落在鞍山市的街头。身上没有分文，手指肿得像擀面棍儿，实在不能干活了，肚子饿得直叫唤，就是在这眼前无路可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开始要饭。走到一家商号门前站立半天，也张不开口。走到人家门前三四趟。也伸不出手来。

一连两天多没进一粒粮食，饿得我头晕。晚上我就在铁道西老君庙台阶上，找个避风的地方睡觉，夜里冻得打哆嗦。天气越来越冷了。老君庙门口住着不少要饭的，有的人没有手指和脚趾头，他们说都是夜里睡觉冻掉的。处在这种境地，心里难受极了。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眼泪就是止不住了。想起了爹娘、爷爷奶奶。妈妈还在给人家当保姆，奶奶疼我、爱我，可我长大了不能挣钱养家，连自己也将要饿死在这相隔千里的异乡。老天爷呀！人们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我这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一线活路也没有了。

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一个人没家没业无依无靠。这样还不如死了好。我想起华工队那位管帐先生上吊的情景。我想上吊，上吊也得晚上，白天有人看见死不成。人要是到了要自杀的境地也就没有眼泪了，只是两眼发直，呆呆的发怔，嘴里不由自主地哼唱起评剧的大悲调来，似哭似唱。人要自杀了，怎么还能唱呢？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这种评剧的悲调正合我当时的痛苦心情。那不是唱，实际是一种比哭还令人难受的悲鸣。

就在这时，老君庙台上已站了不少人。都在瞧着，我听我唱戏。我心里只想死，一点也没发觉。忽然，人群里有人喊；“唱得不错呀！再来一段！”我这才发现身边已围了不少人。当时我心里直跳，脸也红了，刹那间求生的欲望又复活了。所以说人死往往是一念之差。当时我红着脸又给大伙唱了几句。因为我从童年时代就爱唱评戏，跟邢五叔学过《小姑贤》、《打狗劝夫》、《杨二舍化缘》，在鞋铺学绱鞋时，从收音机里又学会评剧老艺人刘翠霞几句唱腔。这点技艺，在这时竟发挥了作用，对我来说起到了起死回生之力，它救了我的命。

周围的人们大多是刚下班的工人，他们听我唱了几段后，纷纷给我凑钱。有人给我一顶旧皮帽子，还有一位老大爷送给我一件青布夹袄。他还问我这么年轻怎么落到这步天地。我就把自己怎样受骗当华工，又怎样在工厂砸了手，如实地讲了。他很可怜我，并热心地为我找工作。他带我到立山找他的朋友，为我介绍工作，不巧他的朋友没在家。虽然没找到工作，我心里很感激这位热心人。

在立山我住进了沙河田家老店。在田家老店我学会了数来宝。这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三）数来宝沿街乞讨

立山沙河田家老店实际是个花子店。在这店里住的人们都是失业后沦为乞丐的人。白天都各自出去要饭，晚上回来睡觉。二十来个人挤在两个小炕上，能干净得了吗？臭虫、跳蚤、虱子应有尽有，我身上的虱子都拿不过来了，成把的往外掏，扔在地上用脚搓。

和我在一条炕上睡觉的，有这么四个人：一位姓张，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另外还有爷仨，是俩十几岁的男孩子跟着爸爸。他们几个不是一般要饭的。他们不要那些剩饭菜，要的是钱和粮食。因为他们都会唱一口流利的数来宝，每天晚上那个张老头教这两个孩子唱数来宝。

我在旁边听几天之后，那两个孩子没学会，我却都记熟了。这次学会的是一段《小封侯》和一段《丧牌子》。《小封侯》是最有用的，他们常说学会了《小封侯》，走到天边不发愁。后来店里又来了一位姓王的，这个人三十多岁，他也是唱数来宝的，词儿很多，会打一手开杵板。

我有意跟他套近乎，他每天出去朝街，我跟在他的后边，给他扛着要来的东西。跟他学会了开杵板和几个牌子，于是我自己也做了一副开杵板，每天到野外小树林里去练，（花子店的掌柜的不准我在店里练，他嫌吵得慌）没几天我就练会了。有了这套本事我也开始朝街了。

朝街就是到街上要饭。开始我先到农村去，农村的人不给钱，唱一段给一小碗高梁米。每天能要个三五斤，最多的时候有十四五斤。因为小时候出过会，跑竹马，碌碡会演过丑角，我的嗓音又洪亮，唱数来宝，很有味，每天要来的东西凑合着够吃饭住店的了。朝街时遇有办红白事的人家，也还能多嫌几个。

唱数来宝要饭的人，大多都有门户。他们的行会观念很强。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这种穷苦艺人的行会有它好的一面，能互相帮助。坏的一面是对非本门户的人排挤打击，甚至迫害。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夺自己的饭碗。

有一次我在朝街时，遇见了一位掌门的数来宝师父，他命徒弟把我叫到他的跟前问我：“道个蔓吧！”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句行话，意思是问我姓什么。他又问我：“是指李还是靠索。”他看我全不懂，就说我是个空子。当时叫我叩瓢拜师。后来才知道索、李是数来宝的两大门户，空子是外行，叩瓢就是磕头。他叫我给他磕头拜他为师。我不愿意拜，两个徒弟上来拳打脚踢，揍了我一顿，告诉我不准在这一带朝街。

在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同行是冤家，就连要饭的老叫花子也欺负新叫花子。在我学会数来宝朝街乞讨一年多的时间里，受的那个气就别提了。老叫花子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而独占地盘，那些比苍蝇还多的军警、宪兵、特务、就更厉害了。欺压穷苦老百姓是他们的本性。

有一次我在鞍山八卦沟朝街，走到一家商店门口，刚要打板，从里边出来一个人，张口就骂我，我说：“你为什么骂人？”他说：“骂你是好的，跟我走！”他把我带到派出所，伪警察不容讲理就打了我二十板子，把我轰出来了。

有一天在立山，我走到铁道边，见一座高大的工房，里边有人，打板上门刚唱了两句，从里边出来四五个人，直眉瞪眼地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要饭的。”一个人上来不容分说掏出手铐子就把我铐上了。我哭喊着说：“我是要饭的。”有人说：“别管他干什么的，把他毙了再说。”

一个人举起手枪一指旁边的小土坑，“跪这儿！”我哭着大叫：“你们为什么枪毙我要饭的呀！让我也死个明白！”这时才有个人问我：“你偷电线没有？”我说：“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拿枪的小子说：“别问他，毙了算啦！”，那个人又问我：“你是哪的人？”我把家乡住处，以及住在立山田家老店都告诉他了。拿枪的小子这才说：“便宜你了，快滚蛋吧！”

在那个时代，一个唱数来宝沿街要饭的人，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再也没法低了。谁也看不起，连自己的亲戚朋友也跟着丢人。在立山朝街时遇见过一个老乡，他见我要了饭了，心里也很难受。我当时差点掉眼泪，他劝我还是找点活干好。我说因为手被砸坏了。实在干不了活才走这条道。那以后我又找了点活干，累死累活也挣不上两筱钱。于是我又是干活，又是唱数来宝。有时找块空地划锅唱几段评戏、太平歌词也能嫌几个钱。

为了活命，为了回老家与亲人团聚，我拼命学本事。有了本事才能赚钱。在立山老店我听说奉天（沈阳）小河沿最热闹，那是个艺人能赚钱的地方。再说我在立山这一带时间太长了，划锅撂地也没人看了，便决意去沈阳，到小河沿谋求新的生路。

从立山到沈阳我走了一个多月，走到哪里唱到哪里，沿途的城镇都走过了。这时我完全成了一个既没门户，又没师父，四海为家，浪迹天涯的江湖艺人了。这天我终于来到沈阳小河沿。

沈阳小河沿在那个时候真是热闹，是穷苦劳动人民娱乐的地方，也是江湖艺人集聚卖艺求食的好地方。我来到小河沿开了眼界，明白了许多卖艺的知识，艺术上也有飞跃的进步，从此我再也没有沿街要饭。小河沿这个令我难忘的地方，可算是我一生中的重大的转折点。

在小河沿这块不大的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拉洋片的、变戏法的、相面算卦的、卖膏药、卖大力丸的、点痦痣的，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

我所最注意的是划锅撂地的艺人，他们的生意怎样。我看见画眉张正在那表演口技。观众很多，他学推小车的声音真是像极了，观众热烈喝彩。看了人家的表演以后，我不敢在这儿撂地。人家是真正的艺人，表演的是真正的艺术。自己是个要饭的，如果在小码头还凑合着混碗饭吃，这地方哪有咱的饭哪！

数来宝的词在这地方不能用，我想起太平歌词算是一门真正的艺术，可自己仅会三个小段《小上寿》、《劝人方》、《韩信算卦》。这些是在天津鞋铺当学徒时，听收音机听会的。天津的大人小孩都会唱，恐怕大俗了。童年演碌碡会时唱的《夸黑妞》也许这些人没听过。再有我还能唱几段评戏如《打狗劝夫》、《雪玉水霜》、《杨二舍化缘》。唱这些可能有人听，有人听就能要下钱来。如果没人听我还得去唱数来宝要饭。

决心下定，我便打了一块地方。人多的地方不敢去，在边远的一棵大树底下，把脸一抹开始撂地表演。我先打了一通开杵板，不大会儿围过几个人。我的第一句话说的是：“诸位先生，我今天什么都唱，有数来宝，有落子（评戏），有太平歌词。先唱一段黑妞妞，句句不离黑。”

本来艺人撂地先说一段话，这叫“铺纲”，这段话很重要，能使观众同情你，站在那儿为你捧场。可我那时还不会这套话。所以开门两句话就唱起来。这段黑妞妞唱下来真有给钱的。我用眼四周一瞧，少说也有二十来个人。可给钱的也就是八九个人。我接着又说：“谢谢各位赏钱的先生，没给钱您老也别走，下边听我给您唱段儿落子。今天我唱的这段是刘翠霞的《打狗劝夫》。”

这段大口落子刚唱了两句，观众里有人叫好，“好！真够味儿！”东三省的观众对评戏最喜爱，大人小孩都爱听再加上我年轻嗓子好，学得像，观众还真欢迎。《打狗劝夫》唱完了，又唱了段儿《雪玉冰霜》，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了，给钱的也多了。接着我又唱了两段太平歌词，直到收场观众还不少。在小河沿第一场撂地演出，总算没丢人。

店钱有了，饭钱有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回到店里我心里翻来覆去地琢磨，总觉着自己演的这套不叫玩艺儿，这算哪一行呢？人家画眉张那才算艺术，我这是马勺边上的苍蝇———混饭吃。不能这样混，得学点儿真本事。

来到沈阳小河沿，在我人生道路上是个大的转折点。说来也巧，就在我到小河沿的第二天撂地时，唱了几段，刚刚要完钱，突然从场外边走进—个人来。这个人二十上下，穿一件破旧的青布褂，脸色有点儿灰黄。他进到场子里，抱拳向我道辛苦。

我懂得生意人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他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不认识这个人，就说：“您认错了人了吧？”他说：“你不是高桂清吗？”我说：“我姓李，你贵姓？”他说：“我叫刘金荣，你从哪儿来？”我说：“我从天津来！”他说：“我也从天津来，提起我爸爸你一定知道，变戏法的刘文治，是天津享有盛名的四大文之一。还有王文韶、穆文庆、罗文涛。这罗文涛外号罗半台，穆文庆外号大天一。”

我说：“这几位我都知道，早已久仰他们的大名。”提起天津来，我们俩话越说越多。我虽然不是门里出身，可是我在鞋铺做工的时候，是曲艺杂耍园子的忠实现众，对一些有名的艺人是熟悉的。久别天津，一见到天津人更是格外的亲热。

说了半天，这位刘金荣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位久跑江湖变戏法的艺人。他会变很多手小戏法。如“金杯入地”、“就地拔杯”、“空碗取酒”、“隔杯过酒”、“仙人摘豆”等。这些戏法内行都叫它“抹子活”，也叫单包力子。有时他也使鼻青子，就是用两把小弯刀往鼻子插。

刘金荣的专业是这行，可是他还会说相声。我没想到的是他当时提出来要和我“联穴”。“联穴”是句内行话，就是两人搭伙一块干的意思。当时我很受感动。我说：“我是个外行，什么也不会，和您一起搭伙，怕高攀不上呵！”他说：“你别客气，你唱的评戏、太平歌词都不错，我现在使抹子活不挣钱了，咱俩搭伙说相声吧。”“您是老师，我得跟您学习。相声节目我只有一段《闹公堂》，还是在天津听会的，不一定说得好。”他说：“我会几段对口的活，咱俩对对就成。”就这样我们二人搭伙结伴了。

在搭伙结伴的一段时间里，我向他学习了不少的东西，相声《六口人》、《打灯谜》、《羊上树》、《汾河湾》、《黄鹤楼》、《洪洋洞》、《大上寿》和《绕口令》都是刘金荣教给我的。为了学本事，我的劲头特别大，除了吃饭睡觉一点时间也不浪费。学得很快，这些相声段子很快我就能说了。每天撂地演出由我逗哏他捧哏。演出效果还真不坏。每天除了饭店钱还能剩几个钱。

我手里的富余钱慢慢也都被刘金荣借去了。他的那份钱很快花光了。他总是不够用的。我借给他的钱从来没有还过。因为当时我把他当成自己良师益友，感激他，也想报答他，钱给他也心甘情愿。我想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做一个真正的曲艺演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自从我二人搭伙以后，一直是以说相声为主。在东三省赶码头撂地说相声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从关里京津一带去的。在小河沿就认识了不少人。像冯宝华，王福来都和我们俩联穴演出过。联穴演出的好处很多，几对相声演员在一块演出，能够取长补短。凡是一起联穴的相声演员都是我的老师。时间不长他们所演出的段子，我都学会了。在小河沿半年多，我学会了三十几段相声。

一起联学演出人多了，分钱必然要少，—个场地就等于一个馒头，两个人吃能吃饱了，四个人吃最多半饱。刘金荣不愿意联学演出，钱少了他受不了，他暗地叫我跟他到千金寨去演出。千金寨就是现在的抚顺，那地方有煤矿，比较繁华。那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人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意思是千金寨玩的地方太多了，好人到那儿也得变坏了。越是这种繁华热闹的地方，艺人越能生存。

不久我们来到抚顺，在抚顺欢乐园一个小书场后边撂地演出，业务很好。这时朱相臣、赵天寿也来了，我们四人一起联穴演出，赚钱不少。可是不论挣多少钱总是不够刘金荣花的。我开始注意观察他的行动，终于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他把钱都送到白面儿馆去了。他和朱、赵都是染有吸毒嗜好的人。

抽白面比抽大烟还厉害，旧社会不少人都因染上这种嗜好而倾家荡产，穷困潦倒，最后死于街头。自从我发现他抽白面以后，我不愿意给他钱了，我百般劝他忌掉，但他已经毒瘾很深，谁劝也是白费唇舌。一天拼死拼活挣来的血汗钱，供他抽白面，我实在是不能像从前那样甘心情愿的给他，于是我们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在辽阳演出时，因为不借给他钱，他翻脸骂我是没爹的私孩子（因为我没师父），从此我们分道扬镳了。

在那个时代，艺人撂地演出，得有真本事。因为围观的观众用不着买票，可以随便走动，来去自由。所以撂地演出的艺人，首先得学会—套吸引观众的功夫。节目一软观众拔腿就走，有的不走也不愿意往地上扔钱。所以每段节日都得硬梆梆的磁实，包袱要使得脆使得响。演员的嗓音得亮，得传远，那时可没有扩音机，全凭肉嗓子。场地能站一百多人，最小也得七八十平米。四面都是观众，演出时都得照顾到了。有时天气不好刮点儿风，这就要看你的功夫了。

我和刘金荣分手以后自己单干了一个时期。这次单干跟小河沿单干可就不一样了。我一个人可以一连气说上几个钟头，要钱的时候嘴也不停。观众不走，场子不酥。撂地演出锻炼人，老一辈的相声演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撂地起家的。

我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比较熟练的撂地艺人了。我在东三省跑码头长达五六年之久，跑遍了沈阳、抚顺、辽阳、鞍山、营口等大小城市。在营口演出时认识了当时东三省比较著名的相声演员白银耳、顾海泉等，向他们学了不少的节目，如《卖布头》、《地理图》等。

自营口与白银耳、朱相臣分手后，我又与王福来到锦州演出。锦州离关里较近了，离天津、离武清老家也近了。在锦州遇见一位由关里来的卖唱本的老人，我们谈起关里的事来，勾起我思乡的念头。当华工流落在东北已经五六年了，该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想着我，盼着我。回天津也不是容易的，没有良民证，火车上有日本兵检查。就这样也想回家，到后来，我冒着生命的危险登上了回天津的火车。

（四）跳出苦海又进深渊

从沟邦子上了火车，我和王福来心里就打鼓。开始还算不错，没有碰上日本兵检查。哪知火车刚到山海关，日本兵就上来了，端着大枪上着刺刀，后边还跟着穿西服的翻译，一个个的检查，想躲也没法躲，车门都上了锁。当时心里紧张极了，在东北病、饿、冻、累几个死都混过来了，眼看与家人团聚了，如果死在这里，那真是命里该着，生有处死有地。

日本兵到我跟前先问：“良民证的有？”我说：“没有……”下边想要解释几句，日本兵没容分说，大嘴巴子就打上了，打得我差点倒下。王福来忙举起他的良民证说：“我们是一起卖艺的，他的良民证被小偷偷走了。”翻译告诉日本兵、日本兵上下打量我就说：“他的八路干活。”一挥手叫我下车。

我忙说我是“西巴依”，意思是艺人。王福来连连的央求翻译解释一下，他急中生智，想起了在营口黄金街与白银耳、顾海泉等人照过的一张相，忙把相片掏出来交给翻译过目，并告诉翻译哪个是著名相声演员白银耳。

这张照片日本人也看了，翻译又向他说了几句日本话，真起作用了，日本兵转头去检查别人。“哎呀”、一身冷汗，把小褂都湿透。为什么那么害怕，因为那时中国人是亡国奴。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太多了。别说一两个人，成十成百的杀，根本不算新闻。东北的万人坑白骨堆成山。

混过山海关，又走了半天多，火车到天津了。当时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来，一晃五六年了，离开天津上小火轮时的凄惨景象又出现在眼前。我只顾回想往事，没想到出站的卡子也有日本兵检查良民证。这可怎么办？还是王福来办法多，他叫我沉住气，先由他举着良民证出去把东西放在外边，回来拿东西时就把良民证偷偷送给我了，这样我举着他的良民证混过来了。

在天津河北一家小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身了，从天津到武清大桃园村，少说也百十里地。我只提一个旅行包走起来也轻便。到了杨村，我划锅演出了一次。因为身上分文没有，这一天也得吃饭呢！如果挣多了，也可以给家里老人买些点心。结果只挣了两毛多钱，走到天黑才到家。

我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又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了。可是我一敲门，从屋里走出来的不是爸爸，奶奶，而是我家远门的一位兄弟。他见到我说：“你回来啦！发财了吧！这是发财还家啦！”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像刀扎一样，当我在旁边一间弹棉花的小屋里见到爸爸时，才知道正房已经卖给那位远门的兄弟。

爸爸拉住我的手，摸着我的脸，眼泪一个劲的往下掉，原来爸爸已经双目失明了。他告诉我奶奶想我想得已经不在人世了。八十多岁的奶奶每天用鞋底敲门槛，口里呼唤着我的名字一直敲到咽气。

我听了这些话说什么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嚎啕痛哭起来。爷俩越哭越难过，亲戚们也跟着抹泪。有的也劝说：“人回来就是喜事，可不能再哭了。”乡亲们走后我和爸爸又哭到半夜，爸爸说：“等我把卖房子的钱吃完喝点红矾死了也就不再受罪了。”我安慰爸爸说：“您心里别难过，我现在学会说相声能挣钱养活您了。”

爷俩一夜难眠，鸡叫天明，才睡了一会儿，当时我母亲还在天津给人家当老妈子，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奶奶死后，就是她在外边受苦受累的血汗钱给奶奶买了棺材发送的。回家探亲这一幕凄惨的景象深深地刻在我心里，至今也没忘。

在家住了三天，王福来就找我来了，他已在天津北开打了地，叫我跟他去上地，这样我又告别了双目失明的老父，问天津混饭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面对这久别多年的家和亲人。难道我不愿意和他们多聚几天吗？愿意！我打心里愿意和父亲一块多住些日子，也希望和村里童年时代的弟兄们叙谈离别之情。但是残酷的生活现实不允许我这样，家无隔夜粮，身无半分文，二十七八的小伙能在家里忍饥挨饿吗？我咬咬牙流着眼泪到奶奶的坟前哭了一场，爬起来离开了大桃园村，与王福来向天津走去。

离别了六年的天津没有多少变化。这次回津使我感觉最深的是穷人更多了，坏人更坏了，受苦的劳动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骑在人民头上的坏人欺压人民的伎俩更恶毒。撂地生意也难做了。没有良民证寸步难行。我借本村一个十五岁孩子的良民证，在十岁上边加了一竖，成了廿五岁，孩子叫杨文利。因此，我只得改名叫杨文利。这杨文利直叫到日本投降。

开始我和王福来、武魁海等一起联穴演出。我们在北开找了块空地撂地。前两天还能混上饭吃，两天过去是一天不如一天，没办法我们只好分开各谋生路。我自己跑了几个地方，情况都不太好。想一定是自己艺术水平低，节目不受欢迎，在天津吃这碗饭还得长能耐。

当时我住在南市中宜新街一个花子店，店里住的都是作艺的，白天出去，晚上回来。相声演员朱相臣也住在这里。我在这个花子店里又结识了唱数来宝的胡振江，这个花子店就是我的落脚之地。

我经常到天津郊区农村、县城、镇店去撂地。“春庙、秋集、夏摸千，冬天就把座子挨。”这是撂地艺人一年四季的演出规律。春天多赶庙会。秋天多赶集，夏天热了能在树荫下趁农民休息演出。冬天冷了最好挨个小书馆之类的座位的地方演出才好。

我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到农村演出的，天津周围的许多镇店，如杨村、廊坊、小站、东大沽等地都跑过了，在市内演出也只能到小王庄、谦德庄等边沿子小地方撂地。鸟市、南市都不敢去。在这些地方演出的人，都是有门户的名演员，我当时是个没名没师的海青腿（指外行下海）、也只能在这些小地方混饭吃。

这碗饭真不容易吃啊！一个作艺的谁也瞧不起，什么人的气那得受，军、警、宪、特、流氓、地痞遍地都是。只要有个小子歪戴帽子斜楞着眼。你就不能向他要钱。只要你一伸手，灾难就临头了，在谦德庄一家小书馆演出时，我遇见一个歪戴帽子的小子，我没敢向他伸钱笸箩，只是在他的面前一晃，谁知这也算对他的不尊重，抬手就把我手中的笸箩打飞了，又一拳打在我心口上。差点把我打躺下。

我说：“你不给钱还打人！”他上来又给我两脚，这时后边又上来三四个歪戴帽子的人。书场掌柜的忙跑过去给那小子鞠躬说：“和尚爷，他是新来的，不认识你，下次来决不要钱。”掌柜的还叫我向他赔不是，这才算了结。后来才知道，那小子，外号叫小和尚，是专门欺辱女艺人的流氓，他们腿上都带着刀子，是心黑手狠的亡命之徒。

在新三不管演出时，开始还能挣几个钱，可天有不测风云，连阴雨下了九天九夜。我没法撂地演出，连住店的钱也没有，只好睡在一家小书场的板凳上。身上盖看书场的门帘子，白天三顿饭合并成一顿吃。有一天从早到晚只吃了-堆烂沙果。在旧社会，艺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一点生活保障也没有。

撂地演出是没有准地方的。这儿三天，那儿五天。我到过的地方多了。有这样一件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在小王庄演出时，我说了一段《财迷回家》，其中有句话是“黑狗白鼻子”，这句话刚刚说出口，观众里有人大吼一声：“你他妈的敢骂人，爷爷要你的命！”一个穿黑大衣围白围巾的人，怒冲冲跑过来就把桌子踢翻了，举拳头朝我就打。观众和掌柜的拉架，我说：“您老为嘛生气，怎么得罪你了。”他说：“谁叫你说我是黑狗白脖子。”黑狗白鼻子他听成黑狗白脖子，他围的是白围巾。

在离东大沽不远的连塘庄演出时，我遇见了一位高人，那就是我的评书师傅段荣华。

段老先生当年在连塘庄子说书时也不过四十岁。我白天撂地，晚上去他的书场听书。他正在说短打书目《三侠五义》。我听了不到几分钟就被勾住腮帮子了，再也走不了啦，一直听到散场。从此，我每晚必到。书场不小，最少也能坐下一百多人、天天压压杈杈高棚满座。去晚了就没座了。

《三侠五义》使我入了迷。我断定段定生是位高人，人家这是真正的艺术。很多观众见了面都尊称他先生。说评书的受人尊敬，我羡慕极了，当时我暗下决心，要当一个评书艺人，拜段老师为师。

一天，段老师下了场，观众都走完，我上前为他道辛苦，介绍了自己的姓名。接着提愿拜他为师的要求，我说：“您收我做徒弟吧，我拜您为师，每天您上地说书，我给您打钱，今后我一定很好的孝敬您，您收我这个徒弟。就是赏我饭碗。我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同时我告诉他，我能说相声，数来宝，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段先生看我心诚意笃，当时就答应了，并说：“跟着我吧，我管你饭。”从此，我就在段先生门下。

师傅收了徒弟，首先就得给徒弟起个名字，起这个名字，必须按本户已安排好的字来起。我的师爷名叫伊福斌，是福字，还有群福庆等人，都是福字的。师傅是荣字，到我这是润字，师傅先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李润田，又觉得这个名字太文雅。我学的是武打书目，不如把田字改为杰字好，从那时起我就叫李润杰了，李玉奎三字慢慢就被人忘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师傅确实是位有学问的高人，天文地理，星相医卜，药典病理无所不通；古代历史，近代时事无所不晓；知识非常渊博，说书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文书武书都使人听着津津有味。最令人拜服的是，他善于刻划书中各种类型的人物，有入木三分之功。所用的语言，形象生动，工笔细腻，生、旦净、末、丑，活灵活现。另外，他吐字清，喷口脆，字字声音铿锵有力，所以他走到哪里，哪里欢迎。说到哪里，哪里满座，似乎他没有不挣钱的时候。

学说书，最重要的是用心听书。听师傅在台上是怎样说的，牢牢记住，找没人地方反复演习，才能真正掌握，不下苦功夫，甭想学到真本事。师傅平日所讲的一些有关表演评书的道理，也得用心理解。师傅常说，说书人吐字必须苦练，要达到字字如悬石落地的程度。

悬石落地这个比方是多么形象。在铺叙故事时不能过沟跳壕，必须是勾套勾、环套环，环环相扣，观众听了才能入神。只要听入神，你赶他走，他都不走。至于那些褒论点，盔甲赞、武器赞等等贯口词句，要巧、要脆、要爆。师傅将评书的“拨眼”，对我讲了又讲，耐心细致地指点，使我受益匪浅。跟段先生刻苦学艺一年半，虽说时间不长，但对我一生的艺术创作、艺术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师傅最拿手的好书是《明英烈》。我没有学到手，因为我爱短打书，所以学了《三侠五义》。这部书也没学到家，跟师傅的演出水平差一大块，师傅说“镇江赶店三吃鱼”这段，最多可说八段半，而我只能说五六段。师傅说，书中要有你自己的东西。比如住店、店有多少种店，店小二是什么样的人，怎样招待客人，说什么话，见了阔人说什么，见了穷人又是什么样。一个评书演员，对人间的世态炎凉、各种知识都要懂，才能把人物说活，才能把故事说得台情合理。用现在的话就是要有生活，没有丰厚的生活基础是很难把书说好的。说旧书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原则下，也必须对各种人物进行分析，才能把书说活。这些道理在我不断的艺术实践中，体会得越来越深刻了。

一年半的苦功总算没白下，我开始表演评书了，每当师傅有事或是回家，都由我替他演出，多则三天少则一天。有时也说几天板凳头，就是在师傅演出前，说上一个小时；师傅演出时由我打钱。师徒相处的关系非常亲密。我和师傅一起吃饭，穿的是师傅的棉袍。

这一天，师傅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润杰呀，咱师徒现在可以分开了。你已经能独立演出了，再这样跟我也耽误你的前途。再说你已经二十八岁了，也该成家立业了。”从此我拜别了恩师。

我只学了一部《三侠五义》，就以这部书跑遍了津南各个码头，收入微薄，只能维持一个人的吃住。由沧县返回天津，在新三不管撂地演出单口相声。一年多学习评书，对我说相声也产生了相应的促进和提高，这次回津业务可说空前的好。新三不管比前两年繁华多了，我演出时，场上相当火爆，一连多少天观众不减，每天收入除给农村的爷亲寄钱外，还有点富余。就在这时我结婚建立了家庭。从此我有了伴侣，也算有了帮手。我演出她打钱，可说是夫唱妇随，相依为命苦渡生涯。

我们夫妻俩来到了万庄和彩育镇演出时险些丢了性命。彩育镇是三县交界点，三县又不管，可称是三不管，没有政府的地方。这地方土匪活动猖獗，公开行凶作案无人过问。我们第一天到，就开始撂地演出。人不少，每个节目都能收入些钱。

老伴当时二十二岁，她收了钱就放在袜筒里，这天她正往袜子放钱的时候，围过来四五个腰里别手枪的人，嬉皮笑脸在那挑逗，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同时还向观众大喊：“快给钱，不给钱小心你们的脑袋！”这一喊把场子给搅了，人很快就走光了。

我心说不好。遇上坏人了，快逃。我们俩急急忙忙走到南头镇边上一家小茶馆，坐在里屋喝茶，目的是休息-下，另外想着那群土匪追来了没有。不出所料三个土匪追来了。进茶馆坐在外边的板凳上，向屋里喊：“出来吧！别在里边藏着。”有一个小子踢门而入：“你们他妈真不识抬举，给你们捧场你们跑了，请你们喝茶，还不理人，你们还想怎样？”

我上前道歉说了不少好话：“既然各位捧场。明天庙会下来我请客，从明天起我们要在彩育演几天，还请各位帮忙。”“今天得回万庄，因为我们的行李都在万庄，今天要不回去东西就全丢了。明天我们来赶庙会。明天见吧，失陪了。”

我们离开了茶馆。摆脱土匪的纠缠，不敢走大路，只可在小树林里走，走到半路遇到一位老汉，他说：“你们心眼多，算逃出来了，明天可别去了，多少作艺的，只要有女的都逃不过他们手掌心，这地方活埋人哪：死人都没处诉冤去！”我们听了心里更害怕了。到了万庄，连夜乘火车跑回天津。

旧社会艺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为了生存什么人的气都受。苦水眼泪都往叶子里咽。回到天津没有再进花子店，因为成家了，就在南市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租了一间六平米左右的小屋，只能放开几块铺板，这也就心满意足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这几年中我干的工作就更杂了。我曾和朱相臣等人组织相声大会，与陈广发、张元庆、杜兰花等人上鸟市小杂耍园子。有时说评书，也有时自己单人撂地、还唱过时调前脸，也不断地唱数来宝和太平歌词。

当时我也曾和高凤山同台演出过。高唱数来宝很受观众欢迎，他用的是节子板，声音洪亮口又脆快，节目又应时，像《女招待陪酒》场上很火。相比之下我唱的节目远远不如他受欢迎。我还在拿着要饭时用的开杵板，节目也不多，于是我下决心学本领，开杵板换了节子板，又学会了《武松赶会》、《鲁达除霸》，以及《血溅皇姑屯》。此外我还向胡振江学习。通过学习他们的长处，来补自己的不足，这个时期我演唱数来宝进步很快，为以后改革数来宝奠定了基础。

从东北立山田家老店学习数来宝开始，至今我拜师三次。第-次就是投于评书门下，在连塘庄拜段荣华为师。第二次是在天津三角地演出时，拜评书老前辈张阔峰为师。最后这次拜师，就是在一九四八年拜著名相声艺人焦少海为师，实际上是相声演员带收师弟。从东北开始，我说了多少年相声，就是没有个门户。旧社会艺人门户之见很深，所以觉得投个门户有益无损，其实也没有跟师傅学什么艺。

就在杨少奎、班德贵约我共同组织相声大会在鸟市演出时，我的业务越来越不好，因为天津的形势紧张了。解放大军从东北已经入关，东北都解放了。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了神了，到处抓伕修工事，企图垂死挣扎。老百姓人心惶惶谁还有心听相声呢？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准备死守天津，人民可遭殃了，没过几天，解放军的大炮响了。天津人民就要见太阳了。

（五）党的光辉照我心

解放天津的隆隆炮声，震荡着天津城，也震动着每个人的心，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那天晚上炮弹发着呼哨的响声，像流星那样从人们的头顶、楼顶飞过，好像是长了眼睛似的专找全民党驻地警备司令部爆炸。早晨，我们听到军号响声，战斗已进入最后阶段了，我大着胆子走出街门，第一眼就看见不少部队，穿着深绿色棉军服，大皮帽子上还带着野草之类的东西，他们顺着墙根向市内百货公司方向跑去。第二天我们住的院里也住了解放军，他们面容和蔼可亲，见了老百姓，说话特别和气，门口贴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看了以后心里不住地思索，国民党的宣传“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都是假的。解放军做饭时，借面板、擀面棍儿等物，用完都刷洗干净如数归还。有的战士见了妇女都不抬头，规规矩矩、和和气气、公公道道、亲亲热热、结结实实，活活泼泼，这就是解放军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我自从在东北立山学会了数来宝，开始跑码头流浪江湖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军队都见过，可从来也没见过解放军这么好的军队，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我亲眼看到的解放军打消了我心中的疑虑。这支军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么好，共产党还坏得了？国民党完蛋了，罪有应得。共产党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拥护共产党。解放没几天，我的心里就特别相信共产党了。当时到处可以见到解放军入城干部以及南开大学散发的传单。解放第三天我便开始撂地演出了。开始我就在公岛桥（现在的鞍山道南京路交口处）附近一处小空场上演出，我根据天津日报揭露国民党在天津解放之前所犯的滔天罪行。编了一段太平歌词。撂地演出时，作为第一个节目唱给人们听。演出节目中间，我还给大家念南大的传单，观众多数人都很爱听，有的不敢听扭头走了。朋友中有人为我捏一把汗。

解放后，我第一次参加学习班，学习的内容是比较通俗的革命道理，例如：北伐革命、抗日战争都是怎么回事，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巨大贡献等等。通过一个来月的学习，使我对党对革命有了一些认识，思想觉悟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学习班的主持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已故老团长赵魁英。当时他可能是在军管会文艺科工作。他也是戏曲演员出身，说话和蔼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平易近人，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老八路的革命传统作风。给我们讲课的是位女同志名叫张颖。口才很好，是位有文化的革命干部。

学习班结业不久，市里就成立文艺工会。我成了天津市文艺工会第一批会员，每人还发一个徽章，戴在胸前心里特别高兴，好像是参加了革命队伍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光荣感。

在这时。我们的业务演出并没有停止，记得是在赵家窑由我发起组织了相声大会，同台演出的有吉平三。当时他的眼已经瞎了，由徒弟领着“上地”。还有康立本、苏文茂、周蛤蟆、于佑福、孙玉奎、郭全宝等人。多数是老弱病残演员。开始还不错、吃饭没有问题。由赵家窑移到三角地业务开始下降。这时候，社会上取缔一贯道，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我又编写一段新词，题目就是“一贯害人道”。解放后曲艺演员说新唱新的，比我再早的人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相声大会业务不佳，人心涣散，都想各奔他乡。李寿增由山东来，邀请郭全宝。张玉堂从西安来，邀我赴西安演出，他说西安业务不会错。这样相声大会就解散了。

我来到西安，在新安商场内撂地演出。这是个繁华地区。我们演出对口相声，由张玉堂给我捧哏。从早到晚，除吃饭的一个钟头左右外，演出一直不停。业务意想不到的好，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演出三天，除了我们吃饭住宿的费用以外，余下的钱购置厂三十条大板凳，三十条板凳围成一个场子，观众可以坐下来听节目，每个节目演出效果非常火炽。由于业务好，我就暂时住了下来。

一九五０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当时我正在西安演出，我编写了一段新节目《镇压反革命》，每天演出，受到了文化部门领导的重视。后来还把这段词印出小册子。我不仅唱了自编的数来宝词，到—九五一年，还说了刊物上发表的新相声《美国俘虏营》、快板《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在西安，我为曲艺演唱新节目开了头炮。

我由衷地感激党，把我这样一个流浪艺人，从罪恶深重的黑暗社会解放出来，从此结束那受压迫凌辱，任人宰割的苦难生活。用什么来报答党的恩情？只有努力说新唱新。积极地参加党号召的各项工作，为人民为党贡献自己的力量。怀着这种心情。在西安，我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不少任务。我参加为皖北、苏北、河南、河北四省救灾募捐寒衣义务演出，每到义务演出日，整天的业务收入全部交给救灾大会。在募捐支援抗美援朝运动时期，我和豫剧名演员常香玉都在西安演出，由于成绩突出受到西北局文化部门嘉奖，颁发了奖状、奖章。由西北地区领导习仲勋同志在当时的易俗社，秦腔戏院发的奖。我被誉为进步艺人，给我颁发了奖章。接着我又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西北地区文代会。会后被选为西安曲协副主任。以后我又被选为西安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音协委员。他们说我唱太平歌词也有音乐性。我为人民仅仅做了一点自己份内的工作，党肯定了我的成绩，奖励我，表彰我，给了这么多的荣誉，当时我心里很觉不安，夜里有时觉都睡不着。这样我学新唱新的劲头更足了。数来宝《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在西安排练的。

西北曲协主任是高敏夫，他是来自延安毛主席身边的人，水平很高。他手下的—位干部高斌同志，给我讲陕北故事、革命道理，经常跟我联系工作，时间长了，无论是在艺术方面、还是政治思想方面，都对我帮助很大。通过她的帮助，我在世界观的改造方面也有了一点进步。我父亲是农村吹鼓手。也算是半农半艺为生的人。他虔诚地信奉关老爷，认为关老爷义气千秋，艺人也是以义气为重的。每每遇到困难或是重要的演出，或者处在危险境地，他都给关老爷烧香。认为求助于关老爷的神灵保佑，则会事事如意一帆风顺。父亲的信仰，影响了我。我自从数来宝卖艺求食开始。就做了一个小布口袋，里面藏有两张关老爷的画像，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有时到书场演书，先为他烧香磕头。有一天，我问高斌同志：“人世间有神吗？”高斌说：“如果人世间有神的话，我们还革命做什么。求神仙能打倒蒋介石反动派吗？有人说，神是万能的，求神就可以不受苦，不挨饿。李润杰同志，你在旧社会受过苦：挨过饿，终日东奔西走，神管你什么啦？共产党人是唯物的，是无神论者。人世间的神，都是人们自欺欺人的东西。统治阶级利用迷信来麻醉劳动人民，维护他们的统治。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科学知识，便以神灵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崇拜的偶像。今后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人民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谁也不会再相信神了。”我听了她的话，又回想自己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越想越觉得她说的有理。回到家里我把小布口袋的两张关老爷画片，拿在于里，划了一棵火柴，嘴里念念有词：“关老爷您从今以后甭跟着我了，快上天找刘备、张飞去吧”——烧了。

参加抗美援朝运动，支援朝鲜战争，既是爱国主义行动，又是国际主义精神表现。一九五一年，常、程二烈士的事迹轰动了全国。尤其是对曲艺演员来说教育就更大了，向常、程二烈士学习掀起热潮。我当时感触很深，暗暗地下定决心，只要有机会一定像常、程那样到朝鲜战场上，直接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演唱。
参加慰问团到朝鲜去的大多数都是名角，我的艺术水平还不够高，提高节目质量是最重要的任务。当时我排练的新节目有几段是受观众欢迎的，其中有相声，也有数来宝。我多方面听取意见来改进和提高自己的演出水平。可是称赞的意见多，很少能听到批评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常、程二烈士全国巡回报告团到西安来，随报告团的还有一个演出团，其中有侯宝林、孙玉奎等人。为了欢迎报告团，西安市组织了一场欢迎演出。我演的快板《武松打虎》。演出结束后征求他们的意见，侯宝林直言无隐地说：“听你唱的东西，人家心脏病都犯了。”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太大了。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忘。回到家，我翻来覆去地琢磨这句话。我唱《武松打虎》什么地方能使人犯了心脏病呢？温文尔雅不可能犯心脏病，必然是打板声音过强，演唱速度过快，表现人物性格语气嗓门过大，身架动作太多，使人听了吵得慌，闹得慌，才能犯心脏病。我忽然又想起评书恩师段荣华先生讲过的一句话：“一爆三响，不是艺术的成熟阶段，得使人听出滋味来，才算说到好处。”我恍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我唱的快板《武松打虎》太爆了，而没有滋味。于是我决心要提高，要改革。后来到一九五三年参加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我的这个决心终于实现了。

在西安待了将近两年之久，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两年，这是接受党的教育改造世界观具有基础意义的两年。感谢西北文联、西北曲协、文化部门对我的培养。到了一九五二年夏季我又回到天津。回天津主要是因为西安市三五反运动开始了，业务受到了一些影响。再说我在西安演出的时间也太长了，另外也因为爱人生了第一个男孩子，日常费用加大了。回天津也许能得到更多一点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回天津的路费还是陈荣启大爷资助的。

我先到北京，后到天津，由耿宝林介绍参加南市连兴书场的相声大会。这时候正赶上组织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组织者是刘鹏、周家桐。我立刻报了名，得到批准，终于实现了我在西安时的愿望。与此同时，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干部王焚同志看了我演出的快板传统节目《诸葛亮押宝》，新节目《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决定吸收我参加即将成立的天津广播曲艺团。征求我的意见。我心里很是高兴，但我已经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啦。王焚说：“回国后就到电台上班不迟。”这样我就随慰问团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了。

赴朝慰问团华北第六分团的团长是张明河同志，他是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代号60l。记得正式代表中有董存瑞的父亲。刘鹏、用家桐负责我们文艺演出队。演出队的节目除了曲艺就是魔术。此外还有电影放映队。我们坐着军用卡车，行驶在胡鲜的山间公路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特别感觉。公路两旁的村庄早已变成废墟。在前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敌机随时都会出现。我们汽车上有拉车长，专门负责对付敌机空袭。敌机来了听他指挥，我心里这种特别的感觉是紧张、害怕吗？不是，要怕就不报名了。现在分析起来。好像是志愿军战士在鼓舞着自己产生了像战士一步一步走向战场与敌人作拼死斗争之前的那严肃、沉着，置生死不顾的忘我精神。

卡车在山里狭窄的公路上飞快行驶，来往的汽车非常频繁、撞车、翻车的事故经常出现。我们的车走到一个山脚拐弯处突然撞车了。站在车前边的人，站立不住猛地住后一砸，都压在我的身上。当时我就昏迷了。同志们把我搭下车来抢救。我醒过来，觉得四肢没有什么伤痛，就说没事。开车吧。车长硬叫我坐在驾驶室里，不坐驾驶室还好，在驾驶室里又遇到一次危险。车正在飞速前进中，信号枪响了。敌机就要出现，车突然急刹车，我没精神准备，身体猛地向前一倒，胸口正碰在挂档的闸把上。如果闸把上没有那个圆球，准得扎进胸膛里去了。疼得我直流汗，我只管咬紧牙没吭声。不大会儿敌机就在我们头上出现了。这时，我们在车长指挥下都躲在路旁山根下的田地里。敌机过去后，我们要吃饭时敌机又来了。有一位朝鲜大娘赶着一条牛走在公路上，敌机开炮打死了牛，伤了那位大娘。子弹掀起来的尘土迷漫天空，我在一个山根掩体里，亲眼看着敌机疯狂扫射的情景，在我的掩体前，留下了一排机关枪弹的痕迹。好险哪！到了驻地，同志们见我精神很好，还用土块往掩体里投着耍，都开玩笑地传开了李润杰日遭三险的故事。

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到达的时刻，正是战争最紧张的时候，也是志愿军英雄倍出的时候。黄继光、蔡金同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国际主义英雄人物。英雄的事迹鼓舞着我们慰问团的每一个人。这次赴朝，给我的教育是深刻的。开始遇到一点危险，心神慌乱一阵，后来敌机在头上盘旋我们照样演出，毫无惧色。一切听从部队指挥员的调动，行动神速，真有点战士的意思了。

一九五二年冬季从朝鲜回来，结束了巡回报告活动后，我便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报到。广播曲艺团刚刚建立，人员都还没有到齐，最早只有我和张剑平同志两个人。后来陆续来了马三立、张庆森、郭荣启、朱相臣、王毓宝、小岚云、司马静敏、翟万盛等人。演员、曲种逐渐齐全了，经过一个阶段的紧张排练，除完成录音广播任务，又在红旗戏院公演了一次。

这次公演，我开头场，数来宝这个名字这时改为快板书了。海报上也写着快板书演员李润杰。曲种的名字是改了，但我演唱的节目并没有什么变动。我一上场，唱不了多少句，观众有的就活动了，上厕所，吸烟，聊天，演出效果不很理想。为什么我在撂地演出时很受欢迎的节目到了舞台上，观众反映却很冷淡呢？我整天苦思苦想，团领导多方吸取意见，最后下诀心数来宝这种形式必须要改革。要按照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使传统的曲艺形式推陈出新，才能跟上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如果一味保守而不进行改革，就有被淘汰的危险。目的明确了，怎样改革，必须下功夫动脑筋解决实际问题。经过多次反复的研究探讨，我决定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1. 开场板和节子板的演奏
2. 演唱加强口语化
3. 词句形式结构力求丰富多变
4. 表演动作形象生动

在改革工作中，我从兄弟曲种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尤其从山东快书，评书、相声中借鉴、吸收不少。边改革边实践，在快板书这个“书”字上下功夫，丰富了不少新的书目，很受观众欢迎。到了一九五四年，天津工人文化宫开办了四期快板书学习班，由我任教师，共培养二百多业余快板演员；市群众艺术馆也开办学习班，快板书得到大普及。工厂农村很多地方都可听见清脆的竹板声。没有几年，全国好多省市及部队的艺术团体都有了快板书演员。快板书成了广大观众所喜爱的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它在广大工农兵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从—九五二年开始到一九五六年，三年多的时间我演唱了不下几十段节目。如：《赶穷魔》、《大搬家》、《半夜鸡叫》、《鸡毛信》、《百鸟朝凤》、《老婆子与小金鱼》、《杜拉蒙夫》等等，不少的节目深受广大的观众和听众的欢迎。快板书在不断的排练和多次演出实践中，艺术技巧也日趋丰富和完善。这几年来在电台党组织的领导下，我做了一个快板书演员应当做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一致赞扬。一九五六年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作为天津文化工作者代表参加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与会期间，—天下午四点多种，全体代表乘汽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我的心情又激动又有些紧张，最幸福的时刻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并和我们一起合影。当时我的心情激动万分，感慨万分，在欢呼中，流下了幸福的喜泪。我是一个什么人，一个旧社会在街头要饭的流浪汉，一个被欺压被凌辱的穷苦艺人。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哪会有今天的幸福。党和毛主席对我的恩情，铭记肺腑永生不忘。回到驻地。我夜里怎么也睡不着觉，于是起床，打开台灯，提笔用韵文给天津电台党组织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我此时的激动心情和今后的决心，后来电台把这封信的原稿广播了。我理解到，光荣和幸福不是我一个人的，应为我们天津广大曲艺工作者所共享，它体现了党对我们曲艺事业和曲艺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

在北京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我受到巨大的鼓舞，回津后我暗暗下定决心，要以实际行动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多做贡献，来报答党对自已的培养之恩。怎样多做贡献呢？有人说：“你如果能实现自编自演就是如虎添翼，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多年积累的艺术经验就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了。”自编自演这条道我算走顶了。这样，我开始学习钻研快板书的写作。

什么事都是由浅入深，由小见大、所谓万事开头难、何况搞创作。我是个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人。经过这么多年颠沛流离的作艺生活，也忘得差不多了。许多口头上的话语都写不出字来。这种文化基础怎么搞创作，困难是相当大。但我认识到自己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说过评书，懂得“按爪、选典，攥弄蔓”。这对结构故事。安排故事情节是有用处的。我决心试一试。我选了一个民间故事，题目是《地主和长工》，用它改编成快板书唱段，我把原来的故事翻成韵文，起名叫《隐身草》。结果读起来还不如民间故事生动。领导和同志多次帮助，我才明白其中的诀窍。有了故事还要把人物写活了，这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比如在刻划地主老钱包的吝啬时，我写道：“磁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他是根毛不拔呀！”又生动，又风趣，这样写人物才是成功的。修改以后的《隐身草》演出效果理想多了。这是我正式从事创作的第一个作品。虽然在解放初期也写过两篇所谓作品，但都是根据报纸，传单翻版的口号式的东西。根本算不得是创作。从事创作工作的第一步迈开了，就不能停步，在曲艺团专职编导同志的帮助下，我又写了《虎穴擒贼》、《火焰山》等节目。

一九五八年。全国文联组织文艺界福建前线慰问团，由田汉、梅兰芳、吕骥等担任团的领导。慰问团到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曲艺队是在全国曲协负责人陶钝同志领导下的一支精干的队伍。我有幸参加了这支队伍。福建前线最前沿阵地大登岛和岛屿的对岸就是蒋军控制的金门岛，不用望远镜也能看见蒋军官兵在阵地上活动的情景。当然蒋军也能看见我们的阵地。正当我们在大登岛山坡食堂吃饭的时候，敌人的大炮响了。炮弹落在了我们食堂的门口，食堂如果不是在半山坡下，隐蔽得好，我们必然就会牺牲在敌人炮火之下。我亲眼看到厂炮弹爆炸冒起的硝烟，同时我也看到我们的子弟兵英勇还击，万炮齐鸣，惊天动地的场面。—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军炮击金门岛，一举击毙了一个国民党将级军官。当时，他正在金门岛视察防务，我军炮火给了他最严厉的惩罚。解放军中很多英雄事迹感动着我，教育了我。我的创作热情非常之高，不睡觉、不休息连夜不停地写。再加上在陶钝同志的身边，有他具体的指导，我终于获得思想、创作双丰收，我创作了三段作品。《金门宴》、《赞三军》、《英雄炮手李金山》这三段作品，先后在全国性刊物《热风》、《曲艺》上发表了。《金门宴》在回津后，又作了较大的加工整理，成了具有全国影响，比较优秀的快板书节目。

我参加过不少次慰问团，每次慰问活动，都是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熟悉他们中间的英雄人物，选择创作题材的大好良机。与此同时，祖国的大好山河，雄伟而美丽的自然风光，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所以每次参加慰问团，我总是满载而归，收获是丰富的。

一九五八年，我参加全国曲艺会演，演出的节目《梁树楷》被评为优秀节目。会演后，又到祖国西南、西北地区慰问演出。在这次演出中，我写出了快板书《参加人民公社》。

一九六０年我到云南慰问边防部队，爬过两座大雪山，过哑泉，进大喇嘛庙，穿原始森林，过大理，看滇池，也知道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情，看到很多见所末见的奇景。我第一次听说深山老林里还有过着原始人生活的少数民族。解放军冒生命危险将他们接出老林，使他们从原始生活一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过上了幸福生活。这件事深深感动了我，经过认真的采访，我终于写出快板书《红太阳照进苦聪家》，发表在《曲艺》月刊了。

云南慰问归来，接着二次赴福建前线慰问，我认识了解放军侦察英雄纪瑞萱，外号“纪神仙”，他的事迹差不多已达到神奇的地步了。他曾几十次潜入敌人日夜坚守的铁筒—般的金门岛。我在慰问期间和英雄同吃同住，以他惊人的英雄事迹为基础，我写了两段作品《夜袭金门岛》、《智取大西礁》。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我赴四川贵州山区慰问铁道兵归来后，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作汇报演出。我所演出的节目，就是在这次慰问中创作的表现铁道兵英雄事迹的快板书《千锤百炼》。书中我塑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老兵班长陆大鹏，一个是新兵战士马云龙。两人不顾个人的安危，战斗在海拔千米深山河谷之中，挺立在高约百米的桥墩顶上，迎狂风斗烈日，进行施工作业。作品不仅歌颂了英雄们的忘我精神，同时也表现了新兵、老兵之间亲如兄弟互教互学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当我演完这段节目。鞠躬下场时，掌声未落，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走上前来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说：“很好呀！你就是马云龙。”短短的几个字。对我是巨大的鼓励。总理那平易近人的神情，慈祥的面容、亲切的话语，激动着我的心，使我终生难忘。九年后，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我又一次见到周总理。他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陪同下，来到我们的会议室。我们都异口同声地为了丰富上演节目，在一九六０年至一九六三年这个期间，我曾创作和改编了一些作品，其中有的是与专业作者合写而成的，这些节目舞台演出效果很好，有的至今仍在演唱，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如《铸剑》、《巧劫狱》、《千里救亲人》、《闯险滩》、《劫刑车》，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一九六三年，我参加抗洪抢险工作，战斗在独流减河大堤上，在劳动中我体会到了人定胜天的真理。那年的特大洪水，如果发生在解放前，天津市将成为汪洋大海，恐怕三层楼房也会变成水底之物。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在天津市党委的指挥下，几十万抗洪大军日夜奋战，终于战胜大洪峰，使洪水顺利地流入渤海。

在这场人与自然的博斗中，英雄人物层出不穷，无论写哪一个人，不管他的事迹多么动人，也不足以表现出这场大搏斗的惊天动地，雄伟气魄。于是我考虑，集中在大闸抢险这一动人的事件中表现英雄群像。《抗洪凯歌》这段作品，在较短的时间里顺利地诞生。稿成之后，这种没有曲折故事的节目，观众是否欣赏，自己心里也没底。结果演出效果是意想不到的强烈，可以说是轰动一时。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给予了肯定和表扬。有人说：“《抗洪凯歌》是李润杰创作道路上的又一曲凯歌”。同年冬季我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志们和领导热情的鼓励，使我清醒认识到《抗洪凯歌》的成功，并不说明我李润杰成绩多大，这是抗洪大军的英雄事迹动人，我只不过是较为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功绩罢了。

一九六四年，我随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访问了大庆油田。在这里结识了严文井、徐迟、张天翼等名作家，写出《立井架》、《油海长虹》。同年我深入到天津机车车辆厂体验工人生活，歌颂劳动模范孙占奎的快板书《英雄榜》就是在这儿写的。对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我写的较少。我很想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工厂体验生活，多唱几段歌颂工人阶级的节目。这个愿望没得到实现，“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天津，这场人间浩劫，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无情地摧残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摧残了文化艺术，乌云一时遮住天日。我当时作为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一员，在这场风暴中也未能幸免，从此我的艺术创作生涯，也就不得不暂时中断了。